抗日战争与民族精神

今天是“七七”卢沟桥事变63周年纪念日，也是国务院正式把“七七”定为全国性纪念日后的第一个活动日，今年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所以，这个纪念日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追溯一下历史，“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几乎每年都有纪念“七七”的活动，这是因为“七七”抗战不但历史意义重大，而且现实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七七”抗战，不仅标志着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更重要的是“七七”抗战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那就是当我们的祖国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那种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团结战斗精神；那种不畏强敌，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

中国人民具有共同对外，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邓士昌等一批民族英雄为抗击日寇，誓与舰艇共存亡，最后以身殉国。1895年，甲午战败后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以丘逄甲、刘永福等抗日志士为代表的台湾同胞，决心“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达了誓死守御、义与存亡的决绝态度。从1894年到1945年，日寇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50年间，台湾民众为抗击外国势力染指家园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抵抗情景之悲烈，亦足以令人惊叹并为之动容。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武装侵华战争。当时，由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我国东北三省广阔的“白山黑水”和几千万同胞很快沦于日寇之手，日军的铁蹄践踏和蹂躏我大好河山，东北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和民众，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从那时起，他们就奋起抵抗：马占山的江桥抗战，义勇军与日寇的殊死搏杀，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对日寇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都得到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掀起了高涨的抗日热潮。在东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诸如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许多抗日英雄，世代为人民所景仰。

1933年，国民党部队中的抗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因不满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在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同侵略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同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继续向华北进攻。驻守在长城沿线的中国军队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多伦、沽源几百里的长城地带，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抗战，这是我国全面抗战开始之前规模最大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战争，如果因势利导，是会阻敌于塞外、狠狠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的。遗憾的是蒋介石却镇压了抗日运动，阻挠了长城抗战，失去了抗击日寇的大好时机。

1935年下半年，日军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军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一二·九”运动爆发。12月9日，北平六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爱国会，形成了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新高潮。

1936年，蒋介石调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张杨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行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遭到蒋的拒绝。12月上旬，蒋介石到西安督战，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调停。在蒋介石答应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了这一事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也为“七七”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基础。

从1937年6月起，日本侵略军不分昼夜地在北平西南宛平城附近，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连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其险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平的咽喉。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平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唾手可得。

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并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城。这是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的惯用伎俩。日军这些无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军队的严词拒绝。日军当即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当地中国驻军二十九军官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抱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守土抗敌之志，奋起抗战。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卢沟桥的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我驻守的军队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零旅二一九团第三营，旅长为何基沣，营长为金振中。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命令守军：“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不准一兵一卒进入，不能放弃一寸国土。卢沟桥和宛平县城就是我军官兵最光荣最重要的基地，要与城池共存亡。”我前方守军的士气也极为激昂，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卢沟桥为吾人之坟墓。

卢沟桥北面的平汉铁路和回龙庙为战略要地，双方为此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从7日到12日的三四天里，它三度失于敌手。在夺占铁路桥时，全体战士抽出背上的大刀与敌人短兵相接，血战一个多小时，其中一个连的守军最后只剩下4人，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日军伤亡约二三百人。铁路桥被敌人占领后，许多战士义愤填膺，不顾上级等待谈判的命令，身着便衣，手持大刀，冒着风雨，冲入日军兵营，挥刀砍杀，敌人成排倒下。有一名年仅19岁的战士，一人接连砍杀日军13人，最后壮烈牺牲。

在铁路桥东北面的回龙庙，中共地下党员沈忠明排长带领全排战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顽强拚杀，血刃肉搏，杀伤日军无数，最后全排为国捐躯。以金振中营为主力的我军官兵，在何基沣旅长的指挥下，三次从日寇手中夺回铁路桥。全营官兵在敌人面前“气象猛鸷，独冠三军”，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直接指挥挑起“七七”事变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险些被俘。

卢沟桥抗战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尔后在中国大地上，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于1945年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七七”抗战像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心中。